专家对话：如何改进我国医院和医生的评价制度

近日，在2025 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颁奖典礼上，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吴阶平医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韩启德院士主持了以《如何改进我国医院和医生的评价制度》为主题的专家对话。他指出，当前我国医院和医生评价体系中 “唯论文” 导向备受争议，医生晋级、参评院士、获奖乃至临床专业博士毕业均对论文有硬性要求，数据显示，在全球高撤稿率机构中，我国医院占比显著。这一指挥棒已影响医生工作、医院发展及医疗事业推进，本次讨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柯杨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黄晓军院士、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上海）张文宏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刘云军院长围绕该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交流。

柯杨：建立双晋升通道，兼顾临床水平与科研创新

我认为临床医生从事科研工作不可或缺，是推动临床医学进步的重要力量。临床医生身处一线，掌握大量科学问题，对医学局限性有深刻认识，且具备资源优势，这是其他科学家难以取代的。

但我对此有三点看法：

其一，不应该强迫人人做科研，不应将其作为行政命令或职称评定的硬性要求。科研与临床工作均需全职投入，负担重且需长期积累。应允许医生根据自身条件与意愿选择，不惩罚无法参与者。

其二，不能“一刀切”，不应在医生成长早期强求产出。临床研究的前提是成为好医生、积累大量临床问题，忽视年轻人临床基本功训练，对其成长不利。应鼓励他们参与、接受培训，但不应以SCI论文等作为职称评定的唯一标准。

其三，不能为做研究而做研究。目前有些临床研究脱离实际，方法也趋同基础实验，缺乏临床问题导向。临床研究应以解决问题为主，鼓励临床与基础研究、交叉学科合作，开展有临床特色的研究。

基于此，评估体系必须改革。目前职称评定中科研指标占比过重，导致最终都以SCI论文决胜负，让年轻医生焦虑，催生低质研究。在职称评定中，应充分保障临床职称数量与待遇，让医生凭临床水平晋升。在此基础上，设立另一条通道，让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医生再申请更高级别的学术职称。

黄晓军：改革应从建立“经验医学”评价维度入手

关于如何改革，我认为首先要明确改什么。医院的核心任务有两项：一是为病人服务，即看病；二是为人类健康服务，即科技创新。医生是实践这两项任务的主体。医生看病，依赖于科技进步与个人经验的结合。

科技创新需符合科学原理，医学常被看作一门科学，比如精准医学、循证医学决定了医疗平台的高度。然而在相同平台上，看病水平的高低往往由医生的经验医学决定。但目前对医生的评价，多侧重于其在精准医学、循证医学或技术层面的贡献，却往往忽视了经验医学的价值。韩院士曾说过：本院哪个医生看病找的人多，他大概就是好医生。这说明，好医生往往只得到病人的认可，却缺乏来自管理体系或评价指标的激励。

所以我认为，改革应从这里入手。医学不仅是科学，还蕴含着人文因素，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且往往不可重复。因此，评价体系必须改进，要能真正反映医生在经验医学方面的价值。

最后补充两点：首先，我认为论文对于医生，尤其是教学医院的医生来说非常重要。文章本身或许价值不一，但其写作过程是对医生思维和能力的重要训练。没有这种训练，很难成为真正的大医生。因此，至少在大医院，应当坚持对科研和论文的要求，否则医生难以承担“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任务。

张文宏：建立多样化的分层评价体系是破局关键

医学发展离不开科研，但当下以基础实验、SCI论文和科学基金为核心的“一把尺”，并不适合广大临床医生。如今县级医院也被要求申请以基础研究为主方向的科研基金，这显然不合理。现实中，谁能拿到基金，谁就在晋升中占得先机、成为学科带头人，结果评价体系与临床实际需求越行越远。

在“强基层”的大背景下，强化县级医院不该等同于增加论文或基金数量。目前，基层三甲与著名三甲共用一套考核表，后者为自然基金奔忙，县医院院长也只得跟着跑。多数临床医生为晋升所迫，只能放弃大量基层医疗服务，被“赶着做科研”。

问题的根源在于，医院考核尚未形成分层分类的标准。从社区到研究型医院，再到研究型医院内部不同岗位，都应配套不同的考核体系，避免在极度内卷中丢掉“看好病”这一核心。

眼下虽有统一的“国考”指标，但多数医院都能基本完成，科研项成了附加题。一旦把附加题分数当成主科，就会削弱评价体系对医疗改革的牵引力。

更深层的矛盾，是基层考核与现实需求脱节。这不仅是评价方式的问题，还涉及医生培养、培训供给和区域分布等结构性难题。我国不同地区医生收入差异显著，高水平医生又集中在省级以上大医院，这种差异倒逼评价体系必须多元。

特别是当前国家正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明确支持1000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十年政策递进，县域医共体已成为“大病不出县”的关键一环。通过医联体把优质资源沉下去，基层服务能力才能提上来。在这一过程中，唯有用多样化评价指挥棒，才能把“纸面分数”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收益，为健康中国夯实底座。

因此，这不是“医学要不要科研”的命题，而是“临床医生评价体系必须多样化”的必然。评价改革是牵动医生培养、岗位设置、财政投入、医保支付、区域协同的系统工程。国家已吹响“大病不出县”的号角，只有让尺子多几把，才能量出谁把患者留在基层，谁把健康守在门前，谁才是新时代需要的“好医生”。

刘云军：医院应立足自身定位，避免盲目比拼科研排名

说到医院管理，其中人员考核是关键难题，无论评价人才、医院还是技术，指挥棒最终应指向“治病救人”这个核心。如果医生只写论文而缺乏扎实的临床实践，所产生的只是脱离实际的“伪论文”。

以复兴医院为例，一家三级综合医院，若与首医系统其他医学院拼科研排名，我们往往落后。因此我对全院强调：立足西城区，做好老百姓常见病、慢性病管理与健康服务即可，不必盲目比拼大课题、大学术。关键在于立足实际，把强学科、特色学科、优质学科做强、做大、做细。这也正说明医院必须分层、分类考核，即便同为三级医院，差别也很大。

我想表达两点：第一，医学核心是临床实践、治病救人，这是基础，科研教学是建立在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第二，评价体系必须差异化，大三级学科带头人、高科技人才与普通医生、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评价体系不能一概而论。目前考核体系虽已纳入医生工作量、病历质量、危难急救病人就诊能力等指标，但仍显不足。

对此，我提出四点建议：

一、加强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统筹医政、医保等“指挥棒”，建立综合考核指标，避免各级部门多头、重复甚至冲突考核，减轻医院负担；

二、优化指标设置，医院过度追求CMI，可能会导致诊疗行为扭曲；

三、结果导向，考核结果与学科建设投入、人员职称晋升、评优奖励等实质性挂钩，并利用大数据监测加强日常质量监管；

四、文化引领，将医德医风和患者就医获得感纳入考核指标。

讨论环节：

韩启德：我们的共识是评价体系需多元，且应因医院层级、医生发展阶段而异。黄晓军院长也提到医院核心是看病，临床经验对诊疗至关重要。那么，若不以论文或科研成果来衡量，又该如何具体比较不同医生的临床能力与实际贡献？还能采用哪些评价方法？

张文宏：首先必须建立多样化评价体系。高水平医院以科研为导向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医院内部不能只有单一标准。目前不少医院已开始改革，比如华山医院、华西医院，为纯临床医生设立独立的高级职称通道。

对于基层医院，则需建立完全不同的体系，应依靠诊疗量、疑难病例处理等数据进行科室内部比较，而非跨科室比拼手术难度。在“千县工程”等长期背景下，国家卫健委、医学会等机构应牵头制定分层分类的考核标准。

韩启德：刚才张文宏主任提出少量医生可专攻临床，40 岁若科研无起色便不必强求；柯院长则认为所有人应先夯实临床功底再开展科研。那么对于高水平医院，究竟应要求多数医生还是少数医生从事科研？从事科研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是在医生职业的早期介入，还是临床经验成熟的后期开展？  

黄晓军：我赞同评价体系需分级和多元。据我所知，县级医院与北医系统的标准实际已有区别。根本问题在于对经验医学的评价缺失，导致大家只能转向SCI等易量化指标。

推进的关键在于科室层面。科主任应通过理念引导，鼓励年轻人理解科研。科研并非仅限于动物实验，回顾性分析、临床研究都是科研，这有助于临床与实践结合。我认为医院的主体任务是看病，多数医生应专注于临床，科研只需由少数优秀人才承担。

韩启德：卫健委的“国考”其实包含了很多具体的临床指标，为什么在实际操作中，却普遍转向追求SCI论文和自然科学基金？

黄晓军：“国考”主要针对科室和医院整体，体现的是团队协作。像高难度手术，往往是由高年资医生带领低年资医生完成的。但高年资医生已无需为此类考核担忧，那么年轻医生该如何评价？我认为，科主任最清楚谁的临床悟性更好。

张文宏：这背后还有一个被忽视的矛盾，医院人员与岗位常不匹配：一个科室的高级职称名额有限，但没人退休，这就导致科室里可能挤满“教授”，而缺乏年轻住院医师。如果正高职称评选与床位规模等固定比例挂钩，并由市场需求调节，矛盾会小很多。但现实是，人员难以从高级别医院向低级别医院流动，这通常意味着收入下降。并且医疗体系未实现收入与学科挂钩，教学医院收入反而低。

在这样的结构下，当大家都满足“国考”的基础指标时，医院只能通过设置更高门槛来筛选有限的名额，这虽然有效却造成了不公：许多临床经验丰富、手术水平高却未发表基础研究成果的医生难以晋升。长远来看，随着优秀毕业生不断涌入，未来竞争将更激烈，考核指标也会趋严，除非我们能从根本上建立一套新的评价体系。

最后，韩启德院士对本次专家对话进行总结。他强调，明确医院和医生的定位至关重要，医院应该以看病为首要任务，运用好现有医学技术，进而培养人才、推动科学进步。针对经验医学的评价，他提议研究叙事评价方法，指出当前过度依赖定量指标的弊端，强调叙事传统在人类认知及医学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同时，要正视医生社会地位不高、待遇不佳、缺乏足够尊重这一根本问题，改善基层医生地位与待遇，调整评价指挥棒导向。在理想的方案出台前，同行间的认可与信赖，即“大家生病时更愿意找谁看”，这一基于实践口碑的评价视角值得关注。如何将其有效纳入评价体系，仍需深入探索。